岌岌可危的美国“企业家精神”，能否在疫情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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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创业精神本该是根植于美国梦的重要信念，但当前我们遗憾地看到这一信念已经为硅谷的少数特权阶层所劫持。因此，是时候趁着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剧烈变动，重新审视企业家身份和创业精神了。相信我们会发现，更具包容性的定义和举措将惠及所有人，并将带领我们通往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本文译自Bloomberg Businessweek，文章作者David Sax，原文标题It’s Time to Reclaim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Entrepreneur’。

图片来源：CHARLOTTE POLLET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90年前，法裔爱尔兰经济学家Richard Cantillon首次将企业家定义为任何拿着不固定工资工作的人，他注意到，所有企业家——从富商到乞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独立承担风险的行为。

这种特点在当今世界各地企业家的身上都清晰可见。由于需要停业，又缺少客户，许多小企业都在艰难谋生，避免破产或者倒闭的命运。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6月18日公布的数据，44%的受访者表示，由于新冠疫情的蔓延，他们在6月第二周的收入有所下降。我们周围那些被木板封起来的商店、餐馆和商店已经表明，许多人无法挺过这场危机。

作为一名记者，我把自己的职业生涯献给了这本杂志和其他杂志的版面，还有书——最近的一本是《The Soul of an Entrepreneur》。我知道他们是一群坚韧的人。这给了我希望，因为尽管Covid-19正在终结许多小企业，但它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新企业。疫情可能把美国的创业精神带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它也掌握着使其复苏和更公平的复兴的关键——如果我们这次能做对的话。

在选举年，你会听到形形色色的政客对企业家的贡献赞不绝口。的确，他们应该获得如此赞誉：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中小型企业（指员工人数少于500人的企业）雇佣了大约一半的美国劳动者，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为44%。

抛开那些溢美之词，你会发现一种更麻烦的趋势。在过去20年里，创业精神在美国的文化中经历了一种奇怪而矛盾的演变——它被浪漫化了，高调的科技创业公司和富有魅力的年轻创始人颠覆了各个行业，创造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名人英雄阶层（比如Elon Musk）。

你一定听说过这样的炒作：WeWork办公室里挤满了创业公司，Shark Tank的参赛选手大获成功，还有些预言表示千禧一代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具创业精神的一代。然而，从几乎所有的衡量标准来看，美国的创业精神在20年或更久的时间里一直在稳步下降，或持平。

Ronald Reagan在1981年就职时，十个美国人中就有两个在某种程度上为自己工作。这一数字是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一半，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国税局（IRS）收到的报告文件也反映出类似的事实：被标为招聘倾向较高机构的申请在2006年前三个月触及约394000份的高点，但在“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袭来时，这一数字急剧下降，此后每个季度几乎都没有突破33万份。对于千禧一代来说，事实证明他们是一个世纪以来最不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一代。

即使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出现之前，创业对大多数人来说也从未感到不那么容易实现。很少有哪些年轻企业在创业初期就拥有大量的资金，只有17%的企业能够获得外部融资。（剩下的主要依靠储蓄、家庭投资和收入。）它们通常不会发展得很迅速，只有十分之二会招聘员工。经济学家经常将这些企业家描述为极其低效的人，许多人将他们的衰落视为一个积极的迹象。有观点认为，如果数以千计的小五金店或出租车公司被Home Depots或Uber取代，这将有利于消费者和投资者，同时推动价格下跌、利润上升，推动创新以及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这是硅谷倡导的零和创业理念，它过分关注少数非常成功的创业公司，而牺牲了其他公司。（“失败者才会去竞争”是风险投资人Peter Thiel的座右铭。）随着能够占领市场、利用资本并持续增长的少数人与大多数人只能自谋生路的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通过自主创业实现美国平等机会的基本承诺变得越来越空洞。最强壮的植物可以长成高大的树木，但是它们剥夺了小树苗的阳光，慢慢地杀死了整个森林。

这种分歧在风险资本的分配上显而易见。在美国，根据数据提供商PitchBook的数据，过去10年，美国的总资金规模呈指数级增长，从2009年的2290亿美元增至去年的4430亿美元。但近年来的趋势是，越来越少的超级明星创业公司得到了更大的投资。我们可以称之为软银效应（Softbank Effect）。

尽管美国企业界都在谈论努力实现更多元化的重要性，但在风险投资业似乎并未做出反应。根据Pitchbook的数据，在2019年，只有不到3%的投资流向了女性领导的公司——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Diversity VC公司的一份报告发现，在得到风险投资支持的创始人中，只有1%是黑人，1.8%是拉丁裔。

要理解这一切是如何与时代脱节的，不妨看看以下数据：企业家权益倡导组织Ewing Marion Kauffman Foundation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2年到2012年，黑人女性拥有的企业数量增加了179%，相比之下，女性拥有的企业数量增加了52%，所有企业增加了20%。然而，根据JP Morgan Chase & Co.和Case Foundation赞助的一年两次的人口调查项目ProjectDiane 2018出具的报告显示，2009年至2017年，黑人女性领导的初创公司只吸引了天使投资和风投资金的0.06%。

图片来源：CHARLOTTE POLLET FOR BLOOMBERG BUSINESSWEEK

还有一个明显的地理倾斜：2019年，几乎一半的资金流向了湾区的公司，其次是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公司。即便是拥有世界上市值最高的两家科技公司——Microsoft Corp.和Amazon.com inc.的西雅图，也只得到了很少的风投资金。Kauffman Foundation主席Wendy Guillies表示：“除非有所改变，否则今天存在的不平等差距（甚至在创业领域也存在）将进一步扩大。”她指出，Covid-19死亡率最高的人群（穷人、有色人种、农村居民）也是承受经济损失最大的人群。由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尽管今年2月至4月，美国活跃企业主的数量锐减22%（损失了330万个企业），但黑人企业主的数量下降幅度要大得多，达到41%，这是史无前例的“灭绝”程度，其影响将持续几代人。

这当然是坏消息，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坏消息的。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线尚存的希望可能是，此次疫情将有可能是重振美国创业精神的百年一遇的机会。截止到5月份，美国失业人数达到了历史上的2100万，许多人可能会选择自己当老板，无论是出于需要、机会，还是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处于混乱的中间状态。“危机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Guillies说，“有时候需要大的破坏才能重生，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但要真正让所有美国人都能拥有创业精神，必须改变一些基本的事情。首先是教育。在过去的40年里，创业一直是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分散校园里的少数课程发展到如今世界各地的大学里有数以万计的课程。许多学校积极推广硅谷式的初创公司，资助孵化器和加速器，培育内部投资基金，或与风投公司合作，在校园招募学生童子军，以发现潜伏在宿舍里的下一个亿万富翁。

但是，很多创业教育过于依赖富有的客座教授的成功故事——《Bloomberg Businessweek》2013年的一篇文章称之为“为荣誉鼓掌”——而忽视了大多数日常业务。

对风投资助的科技创业公司的痴迷与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重要性极不相称。2017年的一篇论文指出，虽然风险投资和首次公开募股是极其罕见的事件——只影响了不到1%的美国公司——但这两个主题却占了所有发表在创业期刊上的论文将近一半的比例。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社会学和创业学教授Howard Aldrich表示，想象一下，如果一半的生物学家发表的研究都是关于大象的，而忽略了地球上99%的生物，会怎么样？

为了更多的学生和背景更多样化的人能够从中受益，创业教育应该关注更广泛的创业途径，包括中小型公司、多代人所有制，甚至是某种生活方式类企业（即那些成立的初衷是为了支持创始人的生活和追求，而没有成倍的增长业绩的公司），而不是像在真人秀那样发表的不切实际的演讲。

2007年，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推出了新型MBA课程，向市中心社区的企业家讲授现实世界的策略，比如优先竞标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个为期7个月的兼职项目旨在帮助现有的小企业主获得知识、工具和网络，以打破经济停滞的循环。据该项目经理说，毕业生的收入平均增长了36%，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同龄人的四倍。为政府机构提供金融服务的华盛顿公司Anglin Consulting的负责人Yashieka Anglin在2018年完成了由美国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负责的一个项目。“它改变了我对自己生意的看法，”Anglin说。作为一名第二代黑人企业家，她很欣赏她的族群中面孔的多样性。她说，她的“同学们”在疫情期间继续相互支持，包括传授如何通过联邦工资保护计划（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和其他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获得援助资金的技巧，“这让我从对任何事情都跃跃欲试，而且让我变得更有战略眼光。”

如果美国想要扩充小企业主的队伍，扩大融资渠道应该是另一个优先事项。根据美联储（Federal Reserve）2018年的一份报告，过去20年，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社区银行数量减少了近一半，从1997年的1.07万家减少到2017年的5600家。这导致更多的资本掌握在国内和全球银行手中，这些银行往往倾向于发放100万美元以上的贷款。（美联储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家能够获得的融资不到10万美元。）不足为奇的是，这进一步加剧了创业精神的系统性不平等。Anglin说：“我都数不清自己在寻求额外融资以扩大业务的时候被银行拒绝了多少次了。”

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贷款机构专注于与“自家后院”的企业主建立关系。该报告提出了增加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数量的政策。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是联邦认证的私人金融机构，成立于1994年，旨在支持服务不足的社区。全国仅有1000家，其中一个是华盛顿地区社区投资基金，为Anglin提供了2.5万美元的贷款。

“他们愿意为我们承担风险，” Jason Amundsen表示，他是明尼苏达州Wrenshall一家产蛋公司的老板。Amundsen一家利用当地的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提供的32万美元贷款买下了他们的农场。Amundsen表示：“我的意思是，我有2000只鸡，我要么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野地里过冬，要么买一个农场和谷仓，让这些鸡暖暖活活地生活在室内。很明显，他们送来的是我们急需的资源。”

令人振奋的是，小企业的融资生态系统正在演变，现在包括了一些“可持续的”风险投资基金，比如Indie VC。该公司总部位于盐湖城，只投资于那些能够盈利的“真正的”企业。Indie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个燃烧的独角兽的动图，讽刺了一些盈利难以捉摸的创业公司所创造的神话般的估值。这种类型的利基贷款机构正通过诸如“资本获取实验室”（Capital Access Lab）这样的举措走到一起——“资本获取实验室”是一个旨在培育能够直接满足企业家需求的新金融产品和技术的基金。

最后，小企业主在试图渡过这场危机时还需要社区。关于Steve Jobs这样特立独行的天才的神话，掩盖了创业可能会非常孤独的事实。企业家需要可以交谈的同伴，可以给他们建议和指导的导师。这些纽带可能有助于确保一些人的生存，并减轻失败的创伤。德国最近的一篇论文表明，当你是个体经营者时，失去生意导致的心理影响比失去一份有薪水的工作更糟糕。

100 Million Cups等组织的分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全国各地。该组织让当地企业家每月聚在一起，参加“戒酒会”式的匿名会议。这个由全美女性企业主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 Business Owners）运营的面向企业家的在线教育门户网站的访问量增加了两倍。2017年，Medium网站发表了一篇关于Zebras Unite文章，呼吁创业企业的创始人创造一种比硅谷创业模式更公平、更道德的创业模式。它在每个大陆有45个分会，拥有5000名会员，现在每年举办一次露营和播客，帮助会员们汇集他们的想法、资源和战斗精神，像一群斑马一样彼此帮扶。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认为，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支持那些创建大企业的企业家，并认为资金、就业和创新的涓滴效应将惠及所有人。但一个健康的经济需要各方面的企业：高科技企业、快速增长的公司和中型制造商；进行创造性破坏、受过MBA教育的创新者；使我们的社区充满活力的由少数族裔、移民、妇女和老年人经营的小企业。硅谷经常谈论创业公司的“生态系统”，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最健康的生态系统是多样化的。它们需要微生物和蚂蚁，而不仅仅是大象。

Zebras Unite的联合创始人Mara Zepeda认为，目前的危机是改变美国企业家精神的千年一遇的机会。“我们必须拯救这些社区企业，它们对我们的生活和社区至关重要，它们是我们市场的核心。这不是适者生存的时刻，更不是竞争。我们必须团结起来。”

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恢复那个根植于美国梦中的信念，即创业精神仍然是值得提倡的，也是可以实现的。所以，如果像Anglin这样的人愿意承担Cantillon三个世纪前所提到的那些风险，她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带到世界上，为自己工作。表示说：“我不允许自己的经历阻止我前进。我承受了打击，但我还可以继续前进，主要是因为我的两个女儿。我希望到他们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她们的经历会有所不同。”

译者：喜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