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科技巨头规模过大或将难逃被拆分的结果

　　美国的科技巨头规模过大或将难逃被拆分的结果。苹果、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可能对美国经济最持久的疾病造成了影响。它们已太大太强，如果不停止扩张，可能要被拆分。

　　作为鲍勃·迪伦和加拿大The Band乐队的前任巡演经理，乔纳森·塔普林（Jonathan Taplin）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典型学者。但最近，他一直忙于撰写关于市场份额、垄断和在线平台的悲观文章，并得出了上述结论。

　　疯了吗?也许并没有。70岁的塔普林是《移动快速和打破事物：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垄断了文化，破坏了民主》一书的作者，供职于南加州大学的安伯格创新实验室工作，对数字媒体了如指掌。在YouTube上线十年前，他创立了第一个视频点播流媒体服务。在上世纪80年代，他曾作为美林集团的一名投资银行家，对媒体并购业务进行过调研。他说，谷歌的垄断地位堪比1956年的贝尔电话系统。

　　从市场调研的数据来看，他的观点不无道理。Alphabet旗下的谷歌在美国搜索广告收入中的占比约为77%，谷歌和Facebook共同控制着大约56%的移动广告市场，亚马逊占据了电子书销售的70%和美国电子商务的30%。塔普林认为，包括WhatsApp、Messenger和Instagram在内，Facebook在移动社交媒体流量中所占的份额高达75%。

　　经济学家已经注意到这些了达到垄断规模的数字，并得出更耸人听闻的结论:他们认为市场过渡集中是导致美国经济中一些最持久隐患的罪魁祸首，其中包括工人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不平等的上升、商业创业企业的减少、就业机会的缺乏、研发支出的下降。

　　大型科技企业确实要为上述问题负责？济学家们开始提供证据。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大卫·奥托（David Autor）曾以一种着名的例子来证明自由贸易协定对中西部社区的不利影响。他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利用互联网的全球影响力，着名的科技品牌能够排挤竞争对手，成为赢家通吃的“超级明星”公司。他们的利润很高，除此之外，他们的幸运员工通常能拿到更高的薪水。

　　它们不从事掠夺行为，比如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以窃取市场份额，并削弱竞争对手。毕竟，Facebook和谷歌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不考虑放弃你的个人数据和隐私权利的话。然而，学者们已经证明，这些公司雇佣的员工远远少于过去几十年的最大公司，而在国家利润中所占的比例却过高。随着他们的业绩增长，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工资中位数停滞不前，劳动力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下降。而劳动力在产出中所占比例的下降，与整体经济增长放缓有很大的关联。

　　还有一些人已经证明，随着市场变得更加集中、老牌公司变得更加强大，创业公司追求成功的能力也会下降，因为半数新工作来自于成功的创业公司，上述情况阻碍了就业。

　　彼得·奥次扎格（Peter Orszag）在《彭博视野》中写道，难怪超级明星公司在资本方面获得了超正常的回报，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他和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指出，资本的高回报并没有导致商业投资的增加，这是垄断权力的另一种表现。

　　芝加哥学派是现代反托拉斯理论的起源，其中一些成员同意这种观点。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一群芝加哥大学的学者推翻了反托拉斯法，他们认为并购带来了经济效益，其好处远大于人们对公司规模的担忧。这项测试涉及到消费者福利：并购是否会让合并后的公司有权力提高消费价格？如此高的门槛会否导致新公司无法轻易进入市场?美国反垄断执法者受到触动。从1970年到1999年，美国平均每年有15.7起垄断案件。从2000年到2014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不足三起。

　　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是芝加哥大学斯蒂格勒中心的主任，他喜欢提醒人们，谷歌和Facebook能够成功的原因是，1998年在比尔克林顿的领导下，美国起诉微软公司将其网络浏览器与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以削弱其竞争对手网景公司。法庭判决微软应该被拆分，这一决定在上诉中被推翻，尽管法院的垄断裁决并未被撤销，最终案件交由乔治·布什政府处理。尽管如此，微软在互联网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打击，减缓了发展的速度。津加莱斯说，今天的垄断企业就是昨天的创业公司，一个健康的系统需要为新来者腾出空间。

　　市场集中度涉及很多因素，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网络效应”，这是微软案件中一个关键的反垄断论点。这一学说认为，使用平台的人越多，iPhone或Facebook就会变得越有用、越占主导地位。例如，iPhone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苹果公司应用商店大量供应的影响，而应用商店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开发者想要为流行的智能手机编写程序。网络效应可以创造出沃伦巴菲特所说的“竞争性护城河”。

　　芝加哥学派关注的是消费者所受的影响，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问题是，这种关注并不能帮助反垄断的执法者们“抽干护城河”。例如，由于Facebook提供的产品是免费的，监管机构并不担心2014年该公司以220亿美元收购WhatsApp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消费价格。事实上，由于WhatsApp处于不同行业，它甚至对增加Facebook在社交媒体上的市场份额毫无助力。

　　科技界的超级明星们坚持说，他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降低了价格。他们认为，他们的主导地位是暂时的，因为潜在竞争对手进入壁垒的门槛很低。谷歌经常说，只要“一次点击”即可与其竞争。既然消费者更青睐于他们的平台，为什么要对成功者进行处罚呢？但是，当一个很酷的创新出现时，超级明星们要么获得它，要么克隆它。根据彭博社收集的数据，Alphabet、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微软在过去十年里完成了436笔收购，价值1310亿美元。而反垄断警察只是冷眼旁观。

　　Snap与Facebook的交锋很有启发意义。2013年Snap拒绝了Facebook提出的30亿美元收购要约，此后，Facebook接连推出了几款模仿Snapchat的山寨创新产品，其中包括Snapchat Stories，用户可以上传图片和视频，供朋友观看24小时，然后自动销毁。Facebook在Instagram、WhatsApp和Messenger服务中添加了类似功能，甚至连名称都不变，还将其称为Stories，最近还将其加入到Facebook的常规产品。Snap的股价目前约为15美元，低于3月份17美元的发行价。塔普林说，通过向广告商提供同样的功能，但凭借100倍的观众，“Facebook基本上杀死了Snapchat。”

　　反垄断监管机构已经注意到这一切，尽管欧洲和亚洲的情况比美国更甚。欧盟在6月下旬对谷歌开出27亿美元罚款，因为后者在购物对比服务中滥用优势地位，这让塔普林和其他监控超级明星企业的人们欢呼雀跃。他们遗憾地指出，2013年谷歌就在这样做，美国选择不起诉，而今，谷歌在欧盟受到了惩罚。

　　与其采用传统的反垄断理论，例如并购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执法者可能需要考虑采用其他工具。一是将反垄断等同于隐私，而不是进行传统的竞争检查。例如，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正在调查一项指控，即Facebook欺凌用户，强迫后者同意一系列条款和条件，允许该公司以用户可能不理解的方式收集网上冲浪活动的数据。不同意的用户将被屏蔽在Facebook这一用户数量为20亿的社交媒体网络之外。

　　另一个途径是对大数据的检查控制。谷歌收集了超过10亿人的网上冲浪和在线购买数据，并使用这一功能来发送个性化的广告、视频推荐和搜索结果。Facebook和谷歌对消费者数据的垄断控制，在韩国和日本引发了反垄断问题。

　　塔普林建议，当局应该参照1956年美国迫使贝尔实验室向所有人授权专利的做法。其结果是，新公司（如飞兆半导体国际、摩托罗拉、英特尔和德州仪器）的创新（如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激光、手机、计算机语言和卫星）大量涌现，并催生了硅谷。为什么不要求科技明星企业也这么做呢?谁知道那将会释放出什么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