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的“土味”，是最真实的乡野中国

每经记者 谢陶每经编辑 刘艳美 赵云

有人说，来自小县城的五条人是大都市里的“游吟诗人”。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他们用“小镇青年”的生猛之味，吟唱市井生活的琐碎与迷茫。

家乡海丰之于五条人，就如同野孩子民谣里吟唱的兰州，鲍勃·马利雷鬼乐声中的牙买加，卡尔·桑德堡笔下的芝加哥……看上去不是那么精致，不是那么光鲜亮丽，却直指人心。

今天，你捞五条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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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乐队的夏天2》舞台上，来自广东汕尾小城的五条人“横空出世”。尽管登场就被淘汰，被观众投票复活后又再次淘汰，却丝毫没影响五条人受到大众热捧。

“五条人淘汰”、“去捞五条人”的话题也频频冲上微博热搜，越来越多人的目光聚焦在五条人的两位主创：仁科和阿茂身上。充满地域特色的音乐，怀旧感十足的穿着打扮，“自带笑点”的讲话方式……五条人迅速被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成为当下流行文化中的“谈资”和“娱乐”。

不过，五条人及其音乐，显然高于娱乐。早在2009年，五条人的第一张专辑《县城记》就获得《南方周末》颁发的年度音乐奖。颁奖词如是写道：

五条人在其首张专辑《县城记》里舒展了原汁原味的乡野中国，在音乐日趋娱乐化的大背景下，它无异于“盛世中国”的音乐风景画，它所富含的原创性彰显了音乐的终极意义——吟咏脚下的土地与人。

诚然，五条人音乐的生命力和魅力正是来自脚下的这片土地，或者准确地说，是来自这片正经历高速城市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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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科和阿茂，都来自海丰，一个出生在风中带着鱼腥味的捷胜镇，一个出生在溪流遍布、田野广阔的陶河镇。

他们的音乐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明显的地域烙印。成立十余年，五条人乐队发行过五张专辑，海丰的奇闻轶事，童年的记忆，城中村的生活尽收其中。

五条人首张专辑《县城记》 图片来源：网络

仁科的父亲是个厨师，开过餐厅、酒楼和发廊，还开了一家用镭射碟机放碟子的卡拉OK厅。后来父亲生意赔空，仁科全家连夜搬到海丰县躲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家里连台电视机都没有，仁科只好天天看书。后来，仁科开始在海丰的工艺美术班学习画画，结业后他曾在当地的贝雕厂短暂工作。

而阿茂的父亲是泥瓦工，常常走街串巷招揽生意。阿茂就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面，跟着父亲出入周边的村镇。阿茂父亲的生意渐渐做大，成了一方的包工头。在父亲因拖欠工程款破产之前，阿茂过着“吃、喝、穿，样样给足”的有钱日子。

后来，阿茂去了广州，“投奔”在华南师大读书的哥哥，“混迹”在华南师大的图书馆和各种电影课堂，甚至还参演了独立电影。之后，阿茂折腾起CD生意，接触到大量外国音乐。

两人的相识是在2003年举办的“首届海丰原创音乐会”上。那时，阿茂靠卖打口CD为生,仁科还是个不爱上学、热爱音乐的问题学生。之后，两人在广州闯荡了好几年，住在广州天河区知名的城中村——石牌村。

2007年，他们合开了一家唱片店，开始将多年来积累的音乐灵感创作成歌曲。

后来，他们结识民谣歌手周云蓬的经纪人佟妍，并用她提供的经费录了小样。2008年，五条人正式诞生。

随后，五条人开始在全国各地巡演、参加各类音乐节、每年回海丰办歌友会、保持几乎每两年一次的专辑发行，还签约了摩登天空……直到今年参加《乐队的夏天2》，五条人因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个人魅力，迅速“出圈”，引发热议。

海报五线谱上画的是海丰特色小吃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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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人的歌没有“高级”的编排，没有复杂的技巧，没有华丽的舞台，但他们的作品在时代变迁的宏大语境之下，始终聚焦小人物的离合悲欢，从贩夫走卒到货车司机，从乡镇青年到工厂女工，描绘出真实而鲜活的城市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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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在《李阿伯》里，戴着斗笠的李阿伯在田里，嘴里咬着一根烟，他的大儿子嗜赌，小儿子在读大学，李阿伯说：“将来就要指靠他了。”

在《初恋》中，一位货车司机去寻找高中时期相恋却被拆散的恋人，然而发现昔日爱侣已为人妻，悲伤过度的他驾车走神，却意外地撞上了桥墩。

而《最寒冷的一天》讲述了2008年春节，中国南方遭遇大面积雪灾，数十万乘客滞留在火车站，有家难回。这时，失去双臂的街头艺人郭乙博却悄悄地给滞留在深圳火车站的乘客送去1008碗方便面，只为报答之前在卖艺时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五条人的歌曲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高度关照，真实地记录着，没有刻意选择任何一个视角，不带偏见，不刻意煽情。就如仁科所说，“做一台摄像机”。正是因为五条人这样的真实记录，他们的记录逐渐构成了一种最朴素、最直接的“人文关怀”。

仁科很清楚：“我不是跟社会对着干，也不存在融入，我属于社会，在我观察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观察我。”他认为，大部分以赞美为目的、具备功能性的歌，最后都会变成“垃圾”，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为底层写作”……

值得一提的是，仁科在很多次接受采访时都透露出对电影和文学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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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聊到电影和文学，仁科便开始“滔滔不绝”。他喜欢法国新小说代表菲利普·图森、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还喜欢毕赣、贾樟柯、伍迪艾伦……如今，在“郭富县城”“农村拓哉”这样的外号之后，仁科还被戏称为“贾樟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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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五条人乐队的标志就是一个随风飘动的红色塑料袋，仁科和阿茂两人也常常身着花衬衫，趿着塑料夹板拖鞋，甚至在舞台比赛时用塑料垃圾桶做鼓，他们的音乐却不像他们自嘲的那样充满“塑料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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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民间文化和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触，令五条人的音乐充满质感。

五条人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用方言创作。首张专辑《县城记》和后来的《一些风景》，几乎都是用海丰话吟唱海丰的人和事。保持用粗粝晦涩的海丰方言进行音乐创作，在唱片工业高度标准化，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难能可贵，这也是五条人的魅力所在。

五条人的歌里还常常夹杂着戏曲元素，这些来自于海丰民间文化的元素构建起充满韵味的音乐空间。

在谈到当地的特色文化时，仁科说道：“我小时候所在的小镇有很丰富的民间戏剧，小时候还会看到街头的唱曲，摆着一张桌子，四个人穿着古装在那里唱，非常热闹，尽管我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我们音乐中的戏曲元素，更多的是潜移默化进入到耳朵的，因为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五条人的歌词看上去时常“荒腔走板”，如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但其背后的隐喻却是深刻而又真挚的。

比如《城市找猪》里所唱的：“农村已科学地长出了城市，城市又艺术地长出了农村 。”

又如《烂尾楼》里所描写的：“一座巨大的钢铁吊桥，桥上有很多人在摆摊，城市快车从身边飞过，一个父亲在寻找他的儿子。乞丐财神爷在街上乞讨，米奇老鼠在广场跳舞，幸福变成现实转化成海报，贴在小区的宣传栏上。”

五条人的音乐还原出了一个新与旧、理想与现实、冰冷与温情的“市井家园”。在承载现实思考的同时，五条人的音乐也不乏浪漫与幻想：从《梦幻丽莎发廊》里“风吹过石牌桥，我的忧伤该跟谁讲”，到“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再到“摩托车飞过石牌桥”。

专辑《梦幻丽莎发廊》 图片来源：网络

在谈到从前的经历时，仁科称：“不管是在发廊、在工厂还是摆地摊，我都是被人照顾的那一个。我写的那些人物给我带来的，更多都是蛮温暖的回忆。”

五条人的音乐简单直接，来自土地和乡野，来自街道与广厦，真实直白，充满了颗粒感，映射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人对“返璞归真”的文化的渴望，挑战了许多被“精心打扮”的虚假审美。

在由城市构建的主流话语体系中，五条人仿佛来自另一个时空的“闯入者”， 有点陌生，又莫名亲切。也许不经意间，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影子。

记者|谢陶 编辑|刘艳美 赵云 肖勇 王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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