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工厂接连撤离，我为何乐见这一幕？

　　外企工厂接连撤离，我为何乐见这一幕？继深圳厂之后，三星天津手机厂传闻也要关了。一年多来，日企、韩企、中国台企、美企等诸多制造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大陆，转战东南亚或南亚。

　　起初，有些担忧，它很容易让人跟川普贸易保护主义建立直接关联。中国输往美国的诸多工业产品，税率提高，出口整体受到抑制。如此氛围之中，素来多数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企，确实有部分外迁的压力。

　　此前部分厂家撤离时，对外口吻满是幽怨与隐晦表达，无限不舍而又无奈万分的样子，好像本地对它极为不公似的。这就更容易让人强化起眼前的贸易保护主义认知。

　　我还曾担心一些较大的产业集群会发生大规模迁移，那或许是非常尴尬的一幕。

　　不过，此刻，我突然觉得，一些逻辑根本就站不住，颇有些杞人忧天了。一些外企的幽怨里，实在有它们太多的台阶。我以为，长远看来，部分制造业产能移转动向，于这个周期的中国极为有利。它是一种减负的行动。我甚至进一步认为，川普贸易保护主义制造的压力，已变相成为驱动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外力。

　　外企工厂关停，给出的理由里，普遍有一条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是老话题了。2008年以来，不知争论多少次。两税合并后，更有一波集中的渲染。也正因如此，一个长达10年的压力释放周期过后，此刻仍被冠在关厂话题上，就很难让人信服了。

　　关厂原因，有更真实的一面。以三星电子为例。劳动力成本虽较过去有提升，但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三星手机在中国已失去竞争力。5年前，三星手机中国市占高达20%，2018年已不到1％。中国本地品牌已成消费主流，市占几乎呈现为高度垄断状态。

　　此前的5月，台湾地区友达光电关闭了上海松江面板厂。那几天，中美贸易言论博弈到了一个高潮。友达的动作有些让人忐忑，一些人甚至说这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友达官方除了强调劳动力成本之外，却坦承了这样一种现实：在与大陆同世代的面板厂角逐中，友达缺乏效率，无法跟它们竞争。

　　几年来，中国面板虽然在部分大屏占比上仍不敌海外，但整体市占已经大幅提升。甚至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呵呵，拼多多前段引发的彩电白牌话题背后，就有这一背景。

　　整体而言，关厂行动更多还是市场需求与区域市场竞争力决定的结果。巨头们过去在中国大陆无往不利，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刻，它们已大幅祛魅了。

　　当然某些因素要略显复杂。

　　比如一些制造项目在中国大陆运营10多年，甚至接近20年。这里面也有当年招商优惠政策谢幕、土地经济失去光环的趋势。事实上，2008年，上海浦东就经历了一波外资工厂关停并转行动。因为，浦东大开发的10年税收优惠到期了。包括英特尔浦东厂产能也转移到了内地的成都。

　　就是说，外企关厂也有比较隐蔽的讨巧与粉饰。许多外企巨头的好日子已经过去，它们无法仅凭一般竞争力的产品产能悠哉了。

　　这背后有产业升级的压力在。其他领域我不熟悉，不敢胡言乱语，但整个大的ICT产业范畴，摩尔定律持续步入一个瓶颈期，已经将许多巨头逼到墙根甚至墙角。不是说它们没有优势，而是优势已经不太明显，中国大陆企业的追赶显得越来越迅猛。

　　诸多产能过剩的ICT制造项目背后，同样就有摩尔定律决定的暴力一般的肉搏竞争。在一场微观世界的重大技术革命爆发前，这一趋势反而会让习惯吃那甘蔗最甜端的跨国巨头遭受重大挑战。中国大陆企业在许多领域反而还有成长的势能。

　　当然，你应该能体会到一种新的危机。它也就是我在文章开头的判断里提到的部分。

　　是的，外企工厂迁移，固然反映了它们遭遇的创新挑战，里面有本地企业的崛起，不乏关键的创新。但是，整体而言，属于我们的产能过剩负担非常沉重。许多领域，折射着我们遭遇更深更重的创新压力。

　　这种压力，无法再延续过去的产业发展路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过去几十年，传统的招商思路，尤其围绕投资额、GDP思维落地的制造项目，已经成为许多城市转型、升级的负担。最近几年，那些曾经被标榜为明星制造城市的深圳、苏州（含昆山）、成都、佛山、青岛等地，都经历了复杂的“腾笼换鸟”历程，意在走向科技、智慧、创意文化、服务型的城市，这也是诸多区域经济的整体表征。

　　在这个层面上，此刻的外企持续关厂，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它们只是新一波案例而已。既使没有川普政府针对中国乃至全球发起的贸易打压，也已是一个周期的常态。

　　同样，在这个层面上，这不是什么坏事。所谓产业升级，不能只是停留在原有产业基础上“修修补补”与“危房改造”，不能留恋一些仅有虚幻的GDP数据而无益产业生态、无益真实民生、无益创新活力的制造业，尤其是那些落后的产能。我们需要有断臂再造的勇气。

　　其实，这种局面，10年前，我们已经痛苦地经历了一波。我记得很清楚，2007年至2009年，受困于环保政策与金融危机，沿海诸多制造业外迁或者内迁，一些明明有着重大污染的落后产能，也被内地城市哄抢。虽然不能完全归罪危机周期的产业政策、刺激，但我们的心态里，那时实在有太多麻醉与迷恋。今日的许多荣耀看上去与那个周期有关，但最重的包袱也是如此，许多积重难返都与此有关。

　　所以，面对此刻外企们持续关厂，我们实在应该报以乐观。如果说过去几年它们自己还有留恋，或者贪念本地市场的一些优惠，如今它们已无法承受创新的压力，只能选择迁移。

　　当然，我们确实也看到，一些外企在将产能剥离、移转后，开始强化本地的研发、供应链、生态化的合作。我想，这是产业升级的动向。

　　这也会释放本地制造业的活力，而不仅仅是去化产能，更有迫使它们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从替代走向独立自主现代工业体系的意义。

　　会有这种未来么？

　　不是盲目，我当然相信，一直深信。尤其是在数字经济在中国蔚为大观之后。它所蕴含的伟力在于：虽然我们在微观与局部仍无法突破所谓核心技术的制约，但无数生态的共享与协同，将会产生一种复杂经济学的价值，每一个边缘地带、交接地带，都会生发活泼的创新，并从由点到线到面，然后到体，汇聚成一种强大的智慧型的经济形态。而传导到微观世界，一定会激发许多创新，反过来成为许多行业尤其制造业的核心驱动力。

　　过去中国有太多悲情，不是我们没有力量，而是在过去的路径里，因为局部落后，我们的眼睛就只限于局部的角逐，看不到整个中国，2000多年来大一统、稳定结构中的整体自洽特质。中国人、中国企业总喜欢孤立的竞争，内部协同有限，窝里斗窝里横盛行，而一度失去整体的竞争能力。真正的大国竞争力，就隐藏在这个国家整体的共享与协同里。中国唯有依靠整体生态与辽阔版图的各种要素，才能逾越眼前的压力。

　　这种机遇背后，是一个全新的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中国有绝大部分国家不具有的要素优势。

　　绕远了回来。这里当然不是盲目乐观。外企工厂关停，仍会带来短期压力。就业如此，GDP如此，部分产业链也会受到冲击。

　　不过，这两年，我所观察到的一种信号跟过去几年不同。沿海制造业的产能外迁，虽然导致部分产业工人失业，但我明显感受到四六级市场有了起色。“农民工”的概念已经弱化，回乡的他们更多从事着与服务业相关的工作，而其中相当一批，都与数字经济的形式有关。

　　我的侄子，就从一个农村厨师、快递员成长为菏泽老家一个全域营销模式的新零售从业人员。我还看到了更多年轻一代的职业变化。而这一代，正与乡土建立全新的关系。它不同于过去多年候鸟大军与乡土之间的那种疏离与隔膜。

　　我还看到，多年来，荒芜一人的县域工业园，突然活跃起来，成了许多物流配送的中心。乡道上，公交车与人流反而开始密集起来。这里面，有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变化。

　　我当然也看到许多新的悲欢离合。大都是那些人口迁移与回流的矛盾，里面有许多乡村文化的疏离。但我还是报以乐观。

　　说到产业链迁移话题，不想争辩。但我写过很多，这里还是坚持一个基本的判断：一个偌大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是绝不能也绝不可能出现美国那种去制造化的历程的。中国人文因素、复杂的产业形态、并不均衡的历史地理与区域经济、民族与文化差异、供应链半径，决定了它不会完全脱实向虚。

　　不要说眼前，我想，只要这个国家还在，制造业都会是核心的基础，而产业链自有它合理的分布。过去是土地经济左右，遵循产业集群的效应，未来将会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智慧制造，变得集约与高效。这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而且，许多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南亚，除了依然接近外，许多市场的分散特征，并不能真正动摇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大市场的战略地位。这里依然是全球制造业最为集中的区域。而且还要看到，除了核心供应链之外，数字经济时代，中国的人才优势反而比过去显得更为强大。

　　至于容易与关厂关联一起的川普保护主义，我想，它虽然给中国许多层面带来一定压力甚至恐慌，但这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企业，一个人，每一种压力面，都会唤醒整个生态与组织体系的抗压能力，激活它们的创新精神，这样的局面，中国经历实在太多。

　　此刻，我甚至都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要深深感谢那个叫川普的人才好。没有这一轮压力，我们还看不出偌大国家在新一轮竞争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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