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达+博纳”危及中国电影的产业安全？

    “万达+博纳”危及中国电影的产业安全？近日，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最轰动的事件莫过于万达院线斥资3亿元入股博纳影业，持有博纳1.875%的股份。双方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在院线加盟、广告合作、影片投资等方面正式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优质的内容制作与最强院线资源强强联手，引发了业内人士的关注。有人认为二者的合作势必触发中国电影产业格局的“蝶变”，完善电影产业链。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万达利用自身院线的优势地位参与到创制作发行，会产生垄断嫌疑，并形成垂直垄断模式，动了其他民营电影企业的“奶酪”。

    诸多争议之声不绝于耳，主要是由于万达压低《我不是潘金莲》、《摔跤吧！爸爸》等电影的排片，从而引发了业内人士对两者联合形成垄断竞争的担忧。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法无禁止即自由。既然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禁止电影内容制作企业与电影放映企业联合，至少在短期内，万达与博纳的牵手，可视为“年度总票房600亿梦想破灭”后的中国电影市场打入的一针鸡血。

    强强联合是应对好莱坞电影席卷的市场选择

    中国电影市场的每一次变动，似乎都是悲观消极的声音居多。1994年“分账大片”开始引进，电影市场对外开放，电影体制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彼时反对之声此起彼伏，更有甚者认为这是拿中国人的钱滋养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千禧年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每年引进分账大片达20部，众多电影人大喊“狼来了”，民族电影业似乎到了生死存亡之际；2012年，中美就电影问题签订了新的协议，内容包括：1、中国将在原来每年引进美国电影配额约20部的基础上增加14部3D或IMAX电影；2、美方票房分账从原来的13%升至25%；3、增加中国民营企业发布进口片的机会，打破过去国营公司独大的局面。好莱坞大片席卷中国电影市场，是“与狼共舞”还是“弱肉强食”是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问题。

    但是历史证明，对于中国电影而言，每一次变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1994年11月12在中国上映的第一部分账大片《亡命天涯》在一片争议中取得2580万票房，成为救市的灵丹妙药；“入世”之后，引进分账大片的数量增加，不仅没有压垮国产电影，反而以《英雄》一片开始，加速了中国电影市场化的进程。时至今日，“万达+博纳”的强强联合的未尝不能看作是好莱坞大片连番碾压下，中国电影产业的市场选择。强强联合能够促进产业集中度的提升，降低制片风险，保证成本回收和盈利。

    存在即合理：巨头公司是电影产业变革历程中的重要一环

    从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电影发展来看，巨头公司的出现是最正常不过的现象。在“经典好莱坞”时期，八大制片厂不仅垄断了美国电影的国内市场，而且还迅速取代了法国电影业当时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好莱坞电影全球化由此开始。香港“邵氏”（兄弟）公司被誉为“东方好莱坞”，集制作、发行、上映于一体的垂直经营管理模式，引领了香港影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其六七十年代的“黄金时期”，正好弥补了大陆“十年浩劫”、台湾“戒严”时期华语电影创作的空白。

    巨头公司雄厚的实力为电影创新提供保障，不会因为一片失利而陷入困境。例如雷电华影片公司制作的《公民凯恩》是现代电影和传统电影的分界线，虽然票房失败，但对于雷电华并没有构成坍塌性的威胁。再如“邵氏”张彻开创的新派武侠片，敢于以男性的阳刚魅力挑战此前女星当道、颇有市场的黄梅戏电影。可以说巨头公司的优势之一是在长期获得超额利润的过程中，促进新产品进一步发展。

    至于巨头公司垄断带来的不正当竞争，其实不必过分忧虑。因为任何公司都不会跟钱过不去，只要内容足够好，依靠口碑依然能够逆袭。以《摔跤吧！爸爸》为例，首映日万达排片仅为3%，但是上映六天后，《摔跤吧！爸爸》依靠良好的口碑强势逆袭，万达院线的排片量上升到10%。由此可见，“内容为王”并不只是口号。万达与博纳的联手，也许是为中国电影内容创新强势加入的驱动力。

    虽然好莱坞的制片厂体制和“邵氏”（兄弟）公司的最终结果证明了巨头垄断带来的危害，它使得电影创作陷入僵化、内容雷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后果产生之前，垂直垄断的经营模式都曾为美国和香港的电影业带来辉煌时期。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万达携手博纳似乎让中国电影沿着经典好莱坞与“邵氏”电影的发展轨道前行，但历史又绝不是简单的重复。我们完全可以以史为鉴，趋利避害，充分利用电影产业链上游和下游联合优势，同时也要尽力降低垄断经营的危害。这就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必要时可以以法律手段把内容制作与院线强制拆分。

    强强联合的竞争高压是电影制作公司明确产品差异化发展的动力

    毋庸置疑，“万达+博纳”强强联合给诸如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企业带来很大的竞争压力，但这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为了不让电影产业成为小部分巨头企业的“权力游戏”，各个电影公司势必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创作有品牌效益的类型电影。例如好莱坞的八大制片公司中，米高梅擅长制作轻松明快的家庭娱乐片，华纳兄弟喜欢制作黑帮片、音乐剧和传记片、环球擅长的拍摄恐怖片。再如民国最具有影响力的的三大影片公司——“明星”“天一”“联华”，为垂直经营管理体系，但创作的电影各具特点。“明星”出品的电影要求“在营业主义加一点良心”，注重小市民的审美趣味；“天一”的制片方针是“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华”，引发古装片热潮；而“联华”主要是生产具有批判精神的左翼电影。

    博纳、华谊和光线传媒是电影创作实力较强的民营电影公司，制作战略的选择几乎能对中国电影市场起决定作用。

    博纳影业在内容制作上的优势是类型片，如动作片《智取威虎山》、《一代宗师》、《龙门飞甲》，主旋律题材《建国大业》、《湄公河行动》等。“类型片”是经典好莱坞垄断竞争时留下的财富，但却是中国电影的短板。“类型片”是电影教育的入门要求，但是对于大多数青年导演而言，似乎从“第六代”开始，“类型”意识并不高，例如毕赣的《路边野餐》，追求半睡半醒的迷离状态。这么说并不是要否认这一类电影的创作，《路边野餐》所获得的赞誉有目共睹，而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类型”决定了观众是否走进影院，因此在强强联合的垄断市场竞争中，博纳影业应该继续依仗徐克、林超贤、刘伟强等资深香港商业片导演，继续保持类型电影的创作优势。

    华谊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它是最老牌的民营电影企业，但却呈现出下滑趋势。在2016年各大上市影视公司发布的年度业绩快报中，前十名只有华谊无论是在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同比增长均呈下滑趋势。万达的“封杀”虽有影响，但最关键的因素是内容产出能力今非昔比。既没有成熟的类型片导演储备，而且以贺岁片起家的冯小刚，近几年也转向文艺片创作。从《集结号》《唐山大地震》到《一九四二》就能看得出他向人性和悲悯的深度探索，减少了早期的冯氏幽默。因此“万达+博纳”带来的高压也会迫使华谊重新确立产品制作诉求。毕竟不破不立、不生则死，只有破而后立才能带来长久的发展。

    光线传媒的优势在于与青年观众趣味的对接，最显着的表现就是在青春片的创作上，推出《同桌的你》、《左耳》、《谁的青春不迷茫》等影片，并且不遗余力地培养赵薇、徐峥、苏有朋、姚婷婷等年轻导演。当下国产电影票房号召力较强的还是以“第五代”的张艺谋、陈凯歌和从香港“北伐”的类型片导演为主，“第六代”导演虽然也在尝试转型，但收效甚微，因此年轻导演的培养正好填补了商业片导演的青红不接。光线传媒制作成功的电影类型是动画片，虽然错过了2015年的《大圣归来》，但是2016年的《大鱼海棠》后发制人，实现票房和口碑双赢。在“万达+博纳”“华谊+大地”的联合之后，光线下一步发展战略选择值得思考。

    制作公司与院线的强强联合对于其他民营电影企业或许会带来一定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背后何尝不是深化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的机遇与希望。历史证明，垄断竞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于内容创新而言，未尝不是一个契机。纵观近几年的国产电影创作，要么依赖于热门IP改编，要么依赖于外国电影改编。强强联合形成的相对垄断市场，以产品差异性取胜的经营策略，或许能改变这一局面。“万达+博纳”对国产电影带来的究竟是威胁还是机遇，虽说需要时间来证明，但是法无禁止即自由。既然它处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那么它所带来的电影格局的变化不如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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